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镍元素对不锈钢的影响(A)


更新时间:2022-06-13  


 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并将他俩传给一代代学生。“赛先生”在今天比“德先生”更有地位,但“德先生”也落到实处,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。

  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今日中国之崛起,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,则此力之肇始,非在近年,乃在百年以前。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,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。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,有赖先生。

  先生,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,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。生于乱世,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,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、不求闻达,为国传承与担当,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,以弱身御强世,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,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,示范风骨与风度,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、空间和方向感。

  先生,也许是小学教员,也许是大学教授,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。先生,也许是学术大家,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,也许小节有亏,但大节不乱。先生,纵你已成人,他已过世,他仍对你有影响,你仍尊其为先生。

  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(范仲淹语)。百年看先生,徒见其背影;国家要进步,先生多多益善。

  20世纪的先生来了:谭嗣同以死唤醒后起者,康有为创造性地设计了“大同”社会里中国人完整的教育体系,梁启超为“兴民权”而“开民智”,严复译的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振聋发聩。

  19世纪行将结束时,科举考试未废,私塾、官学、国子监、书院俱在。彼时,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,还有着重外国语、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。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,也指导着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的教育内容。1872年8月11日起分四年四批赴美的共120名幼童,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,就在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(实际回国94人),其中包括铁路工程师詹天佑、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、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。另有三届共87名留欧学生,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,其中包括严复。

  甲午战争前后,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,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,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(谭嗣同任分教习),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、在上海设南洋公学。康梁谭办校、办报、办学会、参与变法、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,与严复等共同成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20世纪的中国先生。

  谭嗣同,这位感慨“四万万人齐下泪,天涯何处是神州”,把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,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,说的是:“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,不有死者,无以召后起。”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,而之后“有心杀贼”的国民远超千万人,包括谭的粉丝蔡元培。1902年身为民间“中国教育会”会长的他,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,暗中教男生制炸弹、教女生学暗杀,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。

  康有为,这位“公车上书”后力推“百日维新”的知识分子,在1902年写就的《大同书》中,创造性地设计了“大同”社会里中国人从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、到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、3岁后再进慈幼院、6—11岁进小学院、11—15岁进中学院、16岁以后进大学院的完整教育体系,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。他和他的学生、读者,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。

  梁启超,这位“百科全书式”的维新首领,笔耕不止,为“兴民权”而“开民智”,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,改革儿童教育,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、自主、自治、自立品质,融民族性、现代性、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,“新民”。

  严复,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“海归”,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材,更以《天演论》等“严译八种”传播西学于后世,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振聋发聩。除了“信达雅”的翻译三字论,他的“鼓民力、开民智、新民德”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构建教育目标德智体模式的第一人。11年后的1906年,王国维首次提出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。

  1906年,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,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000名以上,包括鲁迅。1909年,全国5000多所新式学堂里,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,同年“庚款兴学”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,包括梅贻琦(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、胡适、赵元任)——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,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。

  1909年12月8日,在湖南请愿代表团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,要求朝廷“速开国会,清厘财政,以保主权”之际,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,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,拿刀斩断左手小指,用断指写下“请开国会,断指送行”八字,让代表带去请愿。后来回忆说:“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。”

  1912—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25.5万人(据霍益萍《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》和《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(1949—1983)》的数据)。学生不多,先生不少。

  1912—1949年,中国大学生不多,大学教师也不多。有学者统计,1934年,中国高校共有108所,学生41768人,教员7205人,其中教授2801人——相对2007年,中国已有2371所高校、在校生2700万人、专任教师116.83万人(刘超《中国大学的走向》)。

  在北大,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等,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、刘师培、黄节、辜鸿铭、崔适、陈汉章等先生。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《究元决疑论》的梁漱溟、地质学家李四光、作家莎菲、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,都因主张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和“教授治校”的第六任校长蔡元培而获教席。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,教授90位,平均年龄30多岁;透过教学、文章和社会事务,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,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、爱国、改造社会的先生。

  在清华,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;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,后者入学即放言“横扫清华图书馆”;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,延聘华罗庚,增设工学院,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,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。他的理论是“学校犹水也,师生犹鱼也,其行动犹游泳也。大鱼前导,小鱼尾随,是从游也。从游既久,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,不为而成”。

  “南开先生”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的中学、大学、女中、小学、研究所系列,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。他亲自编剧、导演、演出文明戏,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、曹禺。他请到徐剑生、陈子诚、阮北英、李抱忱等音乐名师,教出后辈声乐家。他倡导“公”、“能”教育,“大家都说中国有我,中国就有办法了”。

  1917年,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,在上海发起“中华职业教育社”,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,为个人谋生、个人服务社会、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。其后更办校无数,桃李满天下。他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。

  1923年,晏阳初、陶行知、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”,设立平民学校、平民读书处、问字处,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,服务占乡村人口九成的乡村文盲。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,推广全国。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,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、科学的头脑、改造社会的精神、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,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,改造乡村生活。但不久学校被封闭。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。

  除了中国先生,亦有外国先生。司徒雷登,自称“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”,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,他执掌的燕京大学定的校训是“因真理,得自由,以服务”,亦请到陈寅恪、郑振铎、谢冰心、钱玄同、费孝通、顾颉刚、张友渔、斯诺等名师。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,组织请愿团赴南京,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。处分学生?司徒雷登召开全校大会说:“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,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。”深明大义如斯。

  路易·艾黎,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,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·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,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,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,“手脑并用,创造分析”。他在此9年,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、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,为保护学生跟驻军吵,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。最后他在中国待了60年。

  赵元任陪罗素的一年讲学,徐志摩陪泰戈尔的五城演讲,杜威26个月的200多场讲演,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数年教书,都丰富了中国当时先生的内涵。

  在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前武大校长刘道玉眼中,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30年,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。美在气象更新,美在人材辈出,也美在先生辈出。

  “教育者,养成人格之事业也。”(蔡元培语)那时的先生们,少专家,多杂家,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;不擅评职称,更擅长个性教学法;有知识,更有情趣;有性格,更讲人格和品格;教学相长,更倾力爱护学生;不独守三尺讲台,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;学贯中西,更想回中国致用;热心时政,更能为国家担当。

 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,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,直到今天:德先生(Democracy民主),赛先生(Science科学)。他俩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,由陈独秀通过《新青年》引进的。《新青年》云:“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,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。”“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,一切政府的压迫,社会的攻击笑骂,就是断头流血,都不推辞。”

 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并将他俩传给一代代学生。“赛先生”在今天比“德先生”更有地位,但“德先生”也落到实处,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。

  说到底,先生们所有的努力,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,都住着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、这个世界的尊重。